2023/24赛季，萨拉赫在利物浦的进攻体系中频繁回撤接球，触球位置较巅峰期明显后移。这种变化表面上拓展了他的参与度，但其传球效率并未同步提升，反而在关键区域暴露出决策与精度的局限。当他在右肋部持球时，往往倾向于内切射门或强行突破，而非及时分边或直塞——这使得利物浦在对手密集防守下难以打开宽度，也压缩了努涅斯、加克波等队友的跑动空间。
数据显示，萨拉赫在对方半场30米区域的传球成功率维持在78%左右，看似稳定，但其中向前传球的比例不足35%，且关键传球（导致射门的传球）每90分钟仅1.2次，低于同位置顶级边锋的平均水平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在高压逼抢下的出球速率偏慢，常因犹豫而丢失球权。例如对阵曼城和阿森纳的强强对话中，他多次在中场过渡阶段被断，直接导致利hth物浦由攻转守的被动局面。这种效率瓶颈使其难以胜任伪九号或进攻枢纽的角色，即便教练组有意赋予更多组织职责，实际效果仍受限于其天然的终结者思维。
克洛普后期及斯洛特上任初期，利物浦尝试让萨拉赫更多参与左路配合，通过交叉换位制造混乱。然而，他在非惯用脚一侧的传球准确率显著下降，尤其是45度斜长传或穿透防线的直塞，失误率明显升高。这迫使球队在构建进攻时仍需依赖麦卡利斯特或远藤航的中路调度，萨拉赫则更多作为终端接应点存在。即便他场均传球数接近40次，但真正改变防守阵型的“破坏性传球”寥寥无几。其角色因此被锁定在“高产射手+有限串联者”的混合定位，既无法完全转型为组织核心，又因回撤过深削弱了禁区内的即时威胁。
在埃及国家队，萨拉赫常被置于单前锋位置，身后缺乏高质量支援，迫使他大量回接并承担组织任务。然而，其传球效率在此类场景中进一步下滑——非洲杯预选赛对阵弱旅时，他的向前传球成功率甚至跌破60%。这种环境差异凸显其能力边界：当体系无法提供足够掩护和接应点时，他的传球短板会被放大。反观利物浦，尽管整体结构更优，但一旦对手针对性封锁其内切路线（如2024年足总杯对阵切尔西），他向外分球的选择依然显得迟疑且缺乏创造力，间接印证其战术弹性受限于传球效率的天花板。
萨拉赫的传球问题并非技术缺失，而是决策优先级与身体习惯的综合结果。他始终将射门视为第一选项，传球多为次优解，这在快节奏对抗中导致时机延误。因此，教练组在设计战术时不得不围绕其终结优势做减法：减少复杂传递要求，强化边后卫套上与中场前插的接应，以弥补其横向与纵深输送的不足。这种适配虽保障了进球产出，却也固化了他在体系中的功能——可作为高效终结支点，但难以成为驱动全队流动的轴心。其战术角色的上限，本质上被传球效率所锚定。
